礼 | 在个性、创新、速食社会里，礼还重要吗？

有人认为，在这碎片化经济，各种事物速食速配快消，经不过千锤百炼，也没有千秋万代，所以儒家说到的“礼”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甚至有人不辩证历史原因，抓住孔孟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不放，认为“礼”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产物，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

我们知道，“礼”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，当时资源缺乏，却要供应庞大基数的老百姓，于是乎“礼”建立起来，因此最初的礼是一种等级分配原则，解决了分配的问题。

表面看，礼针对的是个人行为，但实际所指更多的是维护群体生活秩序。

荀子解释说过：“礼起源于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，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，养（给养）也。”

正因为有了“礼”，让人与人之间有了“退让”，防止了一味的争利而扰乱了秩序。

西汉·戴圣《礼记·礼运篇》：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”

公，是一种温暖的情怀，是一种博爱之心。心存大公的人，能以集体的利益为重。国家、社会是一个集体，是部落群居的产物，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，能更好地生存的庇护所。就如柏拉图所说：“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，相对于我们的需要来说，每个人都缺乏许多东西……由于种种需要，我们聚居在一起，成为伙伴和帮手，我们把聚居地称为城邦或国家。”

人若有私心，有私情，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重，与他人产生冲突。有了利益冲突，纷争就出现了。因争而失，失利益；因争而得，失良知。在“争”中生存，注定进退失据，其心仓皇。一个国家、民族若人人争利，则集体生存的意义荡然无存。人类历史，就是如何保存与维持集体生存的艺术史。人们以国家和家庭为单位，以礼让为公德，以礼制，包括法律为武器，来止争保群，维持秩序。

有公心，则能谦让。让则止争，不争则和。《左传》：“君子曰：让，礼之主也。”

人并不单独存在于社会中，而是融入“家”和“国”，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通过“礼”能在让与争的平衡中温暖地保存自己的家庭，并兼顾身外的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大集体，是一种莫大的智慧。强调让，是因为人易争而难让，尤其是难有那份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葸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，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《论语·泰伯之二 》

孔子说：“恭敬而不懂礼就会疲倦，谨慎而不懂礼就会怯懦，勇敢而不懂礼就会作乱，直而不懂礼就会伤人。君子用深厚的感情来对待周围的人，民众就会因得到仁爱而兴旺繁荣。君子不遗弃故人和旧友，那么民众也不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。”

当我们想到“礼”时，总会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客套，和如何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，似乎都是戒备和陌生。事实上孔子在讲礼的时候，总是充满感情。“君子笃于亲”，“故旧不遗”，如此温暖，令人心生感动，轻轻地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善意和温柔，也就是“仁”。

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内在的仁人之心，那么外在的礼就显得无所依附，无从表现，就像人没有了灵魂一样。因此，仁是礼的灵魂，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。正所谓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就是说，作为一个人如果不仁，怎么可能理解并遵循礼乐，并将礼乐做好呢?

匡亚明先生说：“从孔子的伦理学角度去看，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，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；仁则是人的本质，是修己、爱人的内在自觉性……因此外与内，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。以礼的准则行仁（修己爱人），以仁的自觉复礼（贵贱有序，亲疏有等）。”(《孔子评传》)

心怀善意，“礼”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，从而维系着相互之间和谐的交流关系。“礼”让我们努力改善情绪表达的原始模式，使我们掌握了控制情绪的方法，从而达到一种“善”的境界，有利于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，改变原来遭遇到的困境。原来“礼”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更多受益！豁然开朗后细细品味这圣人的情怀，这般的智慧、宽阔而温情脉脉，正所谓光风霁月，高山流水，唯见性情的无限美好。

在《论语·颜渊》有这么一个故事：

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

这就是“克己复礼”的故事来源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努力约束自己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，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，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。”颜回又问：“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？”孔子答道：“不符合礼的事，就不要去看、不要去听、不要去说、不要去做。”

“克己复礼”是达到仁的境界的方法。历代学者都认为，这是孔门传授的“切要之言”，是一种紧要的、切实的修养方法，然而对于“克己复礼”的含义却有不同的阐释——这里的“克”字，在古代汉语中有“克制”的意思，也有“战胜”的意思。宋代学者朱熹认为：“克己”的真正含义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，在这里，“礼”不仅仅是具体的礼节，而是泛指天理，“复礼”就是应当遵循天理，这就把“克己复礼”的内涵大大扩展了。朱熹指出，“仁”就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，其实也无非天理，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，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。 

为什么做一件事还得考虑到 “礼”？用“礼”来约束自己？因为很多事不是非此则彼、非对即错的，有些事是于情合理，于礼则不合。

春秋时鲁国有一条规定，即凡到外国游历看到鲁国人被卖为奴隶的，能够花钱将其赎回，并可在鲁国国库报账，国库依价归还。当时孔子的一名学生果真从外国赎回了鲁国人，但他并未到国库报账，百姓都在议论他品格高尚。

但孔子知道此事后，却大骂了这位学生，说他做错了事情，本来这条规定能让很多鲁国人被赎回，因为他并未去报账，影响了人们对报账人的看法，认为报账的人品格不高尚，因此很多人则假装没看见被贩卖的鲁国人，阻碍了鲁国人被赎回。

所以说，有些做法是在情在理的，但却不符合礼仪，会横生枝节，好事变坏事。

《论语·八佾》：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

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你问了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啊！就礼仪而言，与其奢侈，宁可节俭；就丧事而言，与其仪式周全，宁可哀恸悲伤”。在这里，孔子似乎没有正面回答林放的问题，但仔细琢磨，孔子还是明确解答了礼的根本问题。这就是，礼节仪式不仅仅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，根本上要体现“仁”的内涵。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，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，明辨“礼”与“仁”的关系。

礼本于人心之仁，表露在外，就是礼。奢者易者，只注重形式外表，流于浮华，不若俭者戚者质朴而保有内心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中记载了子路的一段话，他曾经听孔子说丧礼“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”，祭礼“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”。与此言同义，所注重的还应该是礼本乎心。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《论语·阳货》

玉帛，是礼所用之物；钟鼓，是乐所用之物。孔子痛心地说：“礼呀礼呀！说的是玉帛吗？乐啊乐啊！说的是钟鼓吗？”当社会失去规范的时候，礼乐教化就会成为空洞的、虚浮的，人们只是用它来装点或者娱乐，是一种热闹和应付，所行只是桌子上的玉帛、架子上的钟鼓，一些没有内涵蕴义的形式。因为缺乏真诚实质的心情，人们开始逐渐的厌烦，僵化的条文规定渐渐模糊远去。

没有仁爱精神，便无法继承和发扬礼乐。人先有恭敬之心而将之以玉帛，这才有礼；人先有和气之心而发之以钟鼓，这才有乐。礼乐还是本乎心，还是在于内心的敬、和。如果遗其本而专事其末，徒有其表，玉帛和钟鼓哪里能成为礼乐的代表呢？

可以说，礼乐是一体的，并指向着人的意义世界，通贯着人的全部存在的精神性和社会性：一方面是个人身心修养，但同时更为重要的，也是一个族群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之“生命共同体”的教治得失、化育成败。孔子热切希望通过回归礼乐中本有的人文精神来使其重新焕发生机，生长出与时代、社会相适应的现实内容，谋求国家和人民的最大福祉，这也是礼乐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。

最后，用孔子的一段话总结礼的重要作用：

子曰：“礼者何也？即事之治也。君子有其事，必有其治。治国而无礼，譬犹瞽之无相与？伥伥其何之？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，非烛何见？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，耳目无所加，进退揖让无所制。是故，以之居处，长幼失其别；闺门，三族失其和；朝廷，官爵失其序；田猎，戎事失其策；军旅，武功失其制；宫室，失其度；量鼎，失其象；味，失其时；乐，失其节；车，失其式；鬼神，失其飨；丧纪，失其哀；辩说，失其党；官，失其体；政事，失其施，加于身而错于前，凡众之动，失其宜。如此，则无以祖洽于众也。”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

孔子说：“礼是什么呢？礼就是做事的办法。君子一定有要做的事，那就必定要有做事的办法，治理国家而没有礼，那就好比瞎子走路而没有助手，迷迷茫茫不知该往哪里走；又好比整夜在暗室中寻找东西，没有烛光能看见什么？如果没有礼，就会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放，耳朵不知该听什么，眼睛不知该看什么，在社交场合是该进、该退、该揖、该让就全都乱了套。这样一来，日常生活中长辈、晚辈也就没大没小了；大家庭内部几代人也失去了和睦；朝廷上的官爵也乱了秩序；田猎和军事训练也毫无计划；行军打仗也没有了军纪、军规；宫室建筑奢华无度，铸量鼎不讲究规格式样；调五味不考虑春夏秋冬；乐曲乱吹一通；车辆的制造也不依规矩；祭祀鬼神的规格错乱；丧事办得不哀伤；论辩无人响应；百官的职守混乱；政令不知该如何施行，无论怎么做，抬手动脚都出毛病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办法融洽社会大众了。”

人心之困久矣；道之初始，今日正当其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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